风水思想的东传，通常认为是在公元7世纪左右，因为日本的遣隋使、遣唐使，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大量输入中国文化的。据载，在日本的都城建设中，几次大的建都活动都是由"地相"师鉴定而兴建的，如：难波京的建造（744年）、天武天皇的畿内都城的建造（681年）、元明天皇的平城京（奈良的前身）的建造（710年）等等，均是如此。也有人认为，风水传入日本，是在公元7世纪左右通过朝鲜而传入的。一部叫作《徒然草》的著作中所描述的圣德太子的阴宅风水观，旁证了这一说法。
日本平安时代前半期宇多天皇宽平年间（889一898年），藤原佐世编成的《日本见在书目录》在著录来自中国的道教经典时，在"五行家类"中，列有如下几部见在的风水著作：《青乌子》、《玄女经》、《黄帝龙首经》。说明中国早期风水著作是与道教经典一起传入日本的。
日本的平安京（京都）的规划布局几乎是对中国唐代长安城和洛阳城的照搬。在日本，家相的最重要著作是《相家》一书，许多住宅形式和方位理论的体系均直接参考了此书，而《相家》一书被认为是在中国《宅经》的基础上写成的。近年来，日本学者也撰著有许多风水专著或专文，如：牧尾海著《中国的风水思想-一古代地相术概论》，《冲绳岛的风水信仰》；边欣雄著《风水思想与东亚》；三浦国雄、毛纲毅旷合著《风水与城市形象》；冈本著《配合阳宅学的间隔设计》。
中国风水思想大约是在公元7世纪的新罗时代早期，随儒、道经典一起传入朝鲜半岛的。日本学者渡边欣雄也认为，中国风水在东亚的传播，"邻邦诸国以韩国为开始"。
日本学者涉谷镇明于1991年在日刊《人文地理》43卷上发表的《风水地理学说对李朝邑集落的影响》一文，根据地形、河流与集落的位置关系，对朝鲜半岛李氏朝鲜时代331个现存的村邑集落进行分类，划分为7种选址类型。其中70％的村邑集落选址在"背山临水"或"藏风得水"的北侧控山、南面临水的地带，符合典型的风水模式。
1976年，韩国学者尹弘基出版了英文版的《韩国堪舆研究--风水的文化与自然之关系》一书。他是世界著名的人文地理大师CarlO.Sauer教授的最后一位博士生。他提出了一个学术设想，即风水起源于中国黄土高原的窑洞选址、布局。为了证实他的理论，他曾多次前往中国考察。
在新加坡，风水也广为重视，一方面反映了新加坡人对美好生活空间的向往，另一方面反映了新加坡人比中国人更强的趋吉避凶的文化心理。风水和许多传统的文化观念结合在一起，像护身法宝一样，伴随着新加坡华人度过了艰辛磨难的创业年代，所以新加坡人对风水有着一种特别的信赖和情感。位于新加坡特罗·布兰奇东道边的观音堂庙，是中国式寺庙与良好风水结合的典范。寺庙建于1886年，地高临海，前可收低地之阳，后与左右两侧，三面环山，呈"坐山望海之势"。新加坡著名的玉皇殿，也是选址在背山面海的有利地势上。庙内一块石碑记述了选址的情况："爰思作庙，卜基于永全街中，背山环港，渊涵岳峙，绕绿送青，胜地也。"这种记事方法，与中国方志中的风水记事方法极为相似。
在新加坡，许多宾馆和高层建筑都是按照当地或来自外地的风水家的意见设计的。风水家一个建议价值1000新元到5000新元不等。据称，新加坡名闻遐迩的海德饭店，就曾请过著名风水家来对该饭店的门庭、喷泉和问讯台进行改造。
可见，新加坡是个风水盛行的国家，风水已成为一种广泛的民俗文化形式。
马来西亚也是一个风水很流行的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港口城市槟城，有一座中国式庙宇极乐寺，就是按照中国风水的模式选址的。它左有龙山，右有白虎山。极乐寺所在小山有仙鹤飞升之感。又如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总部、布鲁梅塔和马来西亚联合工业公司等等，均是照风水方式设计的，其目的是使这个地区的建筑物之间，能保持一种协调和平衡。
中国风水被介绍到西方世界，早在16-17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华之时就已开始。如意大利的罗马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其所著《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就记述了关于中国风水的见闻，并对风水的哲学背景作了评论："肯定整个宇宙是由一种共同的物质所构成的，宇宙的创造者好像是有个连续体（Corpus Continum）的，与天地、人兽、树木及四元素（指西方传统中源自古希腊的地、水、火、风四种元素）共存，而每桩个体事物都是这个连续体的一部分。"又说，"根据中国人的理论，整个物质世界--人、动物以及混合体--都是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的。"
到19世纪，-位英国的新教徒伊特尔（Ernest J．Eitel）来华传教，看到中国人如此普遍地相信风水，便感到风水中"肯定有什么意义"，开始用近代科学的眼光来审视风水。伊特尔探入风水的本原，在狠批风水的欺人迷信的一面的同时，又违背基督教容不下异教文明的宗旨，感情地承认了风水理论赖以建立的中国古代科学基础。经过多年的资料搜集和研究，他撰写了《风水，古代中国神圣的景观科学》，于1883年在伦敦出版，成为西方学者系统研究和介绍中国风水的第一部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