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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爱教德高望重 栽桃栽李力大功深
追思当代爱国高僧茗山老法师
刘大任
我国佛教当代爱国高僧，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江苏省佛教协会会长、镇江焦山定慧寺住持茗山老法师，于2001年6月1日17时58分在上海圆寂。
扬子江水，太湖波涛，因痛失法门长老而呜咽；云台苍松，钟阜翠柏，为哭挽般若上人齐低垂。江苏佛教界沉浸在无尽的悲痛中，深切缅怀这位爱国高僧。
一、
茗山老法师讳大鑫，号茗山。俗名钱延龄，江苏省盐城人。1914年农历二月二十日诞生。父钱宝森先生为前清秀才，是位私塾先生。小延龄幼承庭训，随父读书。母张氏，笃信佛教，他自幼便常随母出外参加佛七、听讲佛经。十八岁那年，他在盐城龙岗镇听融高法师讲《地藏经》，被那瑰丽绚烂的故事、玄奥微妙的哲理所吸引，同时也为法师雍容的风采而折服，使他萌发出家当法师的念头。次年（1932），十九岁的英俊少年钱延龄来到收成村（今建湖县蒋营镇）罗汉院礼宏台老和尚剃度，取法名大鑫，号茗山。从此，踏上了献身佛教事业的漫长旅程。
茗山依宏台老和尚学习佛教五堂功课、经忏佛事，及佛教大乘经典。从小的薰习，严格的训练，对五堂功课能倒背如流，经忏佛事样样在行。茗山日后成为一位讲经著述的法师，他的唱念功夫，比那些“经忏和尚”还高一着，梵音嘹亮、字正腔圆。但他那时并未满足只做一个赶经忏、赚钱的粥饭僧，而渴望学习更多的知识，造福更广的人群。宏台老和尚对他说：“现代僧界中顶有知识的，一是太虚法师，二是印光法师，三是仁山法师。你将来应多亲近，多多学习的。”父亲从小教他“见贤思齐”，老和尚对太虚、印光、仁山三位大德的赞叹，深深地印入他的脑海，作为终身学习的目标。
茗山于1934年到镇江焦山定慧寺受三坛大戒。圆具后，入焦山佛学院学习。1935年，任焦山定慧寺知客。这一年秋天，太虚大师来到镇江太平寺讲经，由大超法师介绍，他拜见了心仪已久大师，他一见大师，就被为大师的“仪态庄严，气宇超然”所摄受，见到大师“那种特别庄严清静的圆满光明的相好，就不由自主地五体投地了”。此刻起，茗山立志追随大师，学习大师，终生未渝。
1937年，茗山到太虚大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学习。当时，大师见到一篇吴鼎第的文章《中国文化所受印度佛教文化之影响》，对佛教误解多多。写信给茗山让他做一篇论文予以反驳。茗山撰写了论文《评<中国文化所受印度佛教文化之影响>》。大师亲自审阅，逐段修改，并作了批示：“文字贵精细，漫骂火气，越少越好。”这对他治学写文章以极大启迪，使他认识到写文章一定要“从广博注意精细，从感情注意到理智”。就是在这篇论文里，他提出：“大抵研究学术的人，无论批评何种学术，一方面应先去深究某种学术所诠的理论，和严密考察内容的事实，待有了正确的认识后，另一方面还要离开主观而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以正直光明的心理和大公无私的态度，不偏其短而废其长底说话，这是学者应具的原则。”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也是他一生所恪守的治学信条。由于这一篇论文，也由于太虚大师的指导，茗山自此走上“在文字上的弘法护教”的路，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从1936年秋到1946年夏，茗山先后参学于武昌佛学院，湖南南岳、衡阳等地佛学讲习所。这十年间，他追随大虚大师，实践“振兴佛教，利益众生”的理想。在“七·七”事变后，抗战期间，他奔走南岳、衡阳、长沙、宁乡等地，足迹遍湘南、北，在纷飞的战火中护教弘法，宣传抗战。
1946年夏，茗山回到焦山，主编《中流》杂志，任焦山佛学院教务主任。1951年任焦山定慧寺住持。此时，他以饱满的爱国热忱，迎接中国的新生，佛教的新生。是年秋，创办焦山游客招待所，茗山兼主任，并联合小庵四十余位僧尼，学习时事政策，开展生产劳动，展览文物。1955年，他与南京毗卢寺住持映彻老和尚等共同发起江苏省佛教界学习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1963年，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被聘为中国佛学院教师。他为建国时期的佛教事业贡献了自己的热情和力量。
“文革”十年动乱，茗山被迫离开寺院，他扫过马路，摆过摊子“代写书信”。他身处逆境，住在镇江黑桥河西“福善堂”旧址的一间小平房里，每月在居委会领八元钱生活费，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念佛诵经，坚持学修，素食独身，保持清净戒体。当时手边已无佛经，为了“受持读诵，如说修行”仅凭多年用功“于平常所见诸经，提纲挈领，择其要者，摄为偈颂，便于自他持诵修行。”题为《诸经提要》，所涉有《法华经》、《地藏经》、《仁王护国般若经》、《佛遗教经》、《四十二章经》、《阿弥陀经》、《心经》、《楞严经》等。这篇宏著，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就是那产生的特定的时代环境、条件，也足可想见茗山法师对佛教的坚定的信念，广博的学识，学修的功行，还有大丈夫的勇气。正是他这种对佛教虔诚，影响和摄受了一大批善男信女，也成就了自己，成为后来恢复佛教的基本动力，迎来了佛教事业发展的春天。
追思当代爱国高僧茗山老法师
刘大任
我国佛教当代爱国高僧，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江苏省佛教协会会长、镇江焦山定慧寺住持茗山老法师，于2001年6月1日17时58分在上海圆寂。
扬子江水，太湖波涛，因痛失法门长老而呜咽；云台苍松，钟阜翠柏，为哭挽般若上人齐低垂。江苏佛教界沉浸在无尽的悲痛中，深切缅怀这位爱国高僧。
一、
茗山老法师讳大鑫，号茗山。俗名钱延龄，江苏省盐城人。1914年农历二月二十日诞生。父钱宝森先生为前清秀才，是位私塾先生。小延龄幼承庭训，随父读书。母张氏，笃信佛教，他自幼便常随母出外参加佛七、听讲佛经。十八岁那年，他在盐城龙岗镇听融高法师讲《地藏经》，被那瑰丽绚烂的故事、玄奥微妙的哲理所吸引，同时也为法师雍容的风采而折服，使他萌发出家当法师的念头。次年（1932），十九岁的英俊少年钱延龄来到收成村（今建湖县蒋营镇）罗汉院礼宏台老和尚剃度，取法名大鑫，号茗山。从此，踏上了献身佛教事业的漫长旅程。
茗山依宏台老和尚学习佛教五堂功课、经忏佛事，及佛教大乘经典。从小的薰习，严格的训练，对五堂功课能倒背如流，经忏佛事样样在行。茗山日后成为一位讲经著述的法师，他的唱念功夫，比那些“经忏和尚”还高一着，梵音嘹亮、字正腔圆。但他那时并未满足只做一个赶经忏、赚钱的粥饭僧，而渴望学习更多的知识，造福更广的人群。宏台老和尚对他说：“现代僧界中顶有知识的，一是太虚法师，二是印光法师，三是仁山法师。你将来应多亲近，多多学习的。”父亲从小教他“见贤思齐”，老和尚对太虚、印光、仁山三位大德的赞叹，深深地印入他的脑海，作为终身学习的目标。
茗山于1934年到镇江焦山定慧寺受三坛大戒。圆具后，入焦山佛学院学习。1935年，任焦山定慧寺知客。这一年秋天，太虚大师来到镇江太平寺讲经，由大超法师介绍，他拜见了心仪已久大师，他一见大师，就被为大师的“仪态庄严，气宇超然”所摄受，见到大师“那种特别庄严清静的圆满光明的相好，就不由自主地五体投地了”。此刻起，茗山立志追随大师，学习大师，终生未渝。
1937年，茗山到太虚大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学习。当时，大师见到一篇吴鼎第的文章《中国文化所受印度佛教文化之影响》，对佛教误解多多。写信给茗山让他做一篇论文予以反驳。茗山撰写了论文《评<中国文化所受印度佛教文化之影响>》。大师亲自审阅，逐段修改，并作了批示：“文字贵精细，漫骂火气，越少越好。”这对他治学写文章以极大启迪，使他认识到写文章一定要“从广博注意精细，从感情注意到理智”。就是在这篇论文里，他提出：“大抵研究学术的人，无论批评何种学术，一方面应先去深究某种学术所诠的理论，和严密考察内容的事实，待有了正确的认识后，另一方面还要离开主观而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以正直光明的心理和大公无私的态度，不偏其短而废其长底说话，这是学者应具的原则。”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也是他一生所恪守的治学信条。由于这一篇论文，也由于太虚大师的指导，茗山自此走上“在文字上的弘法护教”的路，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从1936年秋到1946年夏，茗山先后参学于武昌佛学院，湖南南岳、衡阳等地佛学讲习所。这十年间，他追随大虚大师，实践“振兴佛教，利益众生”的理想。在“七·七”事变后，抗战期间，他奔走南岳、衡阳、长沙、宁乡等地，足迹遍湘南、北，在纷飞的战火中护教弘法，宣传抗战。
1946年夏，茗山回到焦山，主编《中流》杂志，任焦山佛学院教务主任。1951年任焦山定慧寺住持。此时，他以饱满的爱国热忱，迎接中国的新生，佛教的新生。是年秋，创办焦山游客招待所，茗山兼主任，并联合小庵四十余位僧尼，学习时事政策，开展生产劳动，展览文物。1955年，他与南京毗卢寺住持映彻老和尚等共同发起江苏省佛教界学习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1963年，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被聘为中国佛学院教师。他为建国时期的佛教事业贡献了自己的热情和力量。
“文革”十年动乱，茗山被迫离开寺院，他扫过马路，摆过摊子“代写书信”。他身处逆境，住在镇江黑桥河西“福善堂”旧址的一间小平房里，每月在居委会领八元钱生活费，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念佛诵经，坚持学修，素食独身，保持清净戒体。当时手边已无佛经，为了“受持读诵，如说修行”仅凭多年用功“于平常所见诸经，提纲挈领，择其要者，摄为偈颂，便于自他持诵修行。”题为《诸经提要》，所涉有《法华经》、《地藏经》、《仁王护国般若经》、《佛遗教经》、《四十二章经》、《阿弥陀经》、《心经》、《楞严经》等。这篇宏著，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就是那产生的特定的时代环境、条件，也足可想见茗山法师对佛教的坚定的信念，广博的学识，学修的功行，还有大丈夫的勇气。正是他这种对佛教虔诚，影响和摄受了一大批善男信女，也成就了自己，成为后来恢复佛教的基本动力，迎来了佛教事业发展的春天。
责任编辑：cncia
